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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扒窃罪的司法适用

2017-06-14 1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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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扒窃行为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并侵害了公私财产权和公共秩序双重客体,而被我国作为盗窃罪的新增罪状之一吸纳到刑法的调整范畴之中。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扒窃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因此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甚至大相径庭的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对扒窃进行认定时应采取出、入罪相结合的途径予以解决。入罪方面,扒窃行为发生的公共场所必须是社会公众共同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同时要求行为实施时具备“不特定多数人”的人群因素。扒窃罪所窃取的他人财物必须是被害人放在身上或者近距离贴身的财物。出罪方面,扒窃型盗窃罪应为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同时要求扒窃之财物需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扒窃行为、公共场所、财产权、公共秩序

  扒窃行为作为最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行为之一,已被盗窃罪作为法定罪状之一而吸纳。立法者认为:“实际中一些盗窃行为,虽然达不到‘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入罪门槛,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并对群众人身安全形成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刑事处罚。”因此,我国法律明确将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表现形式之一列入刑法。虽然在2013年4月4日颁布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何种情形构成扒窃进行了认定,但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及相关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在理论界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从此方面入手并试图为司法实践中关于扒窃的认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现有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因涉嫌扒窃而被抓获、定罪判刑的案例。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扒窃刚出手即构成犯罪的情况。各地也纷纷涌现了“扒窃刑拘第一人”、“因扒窃入罪第一人”等典型案例。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各地对于扒窃的处理大相径庭。例如:重庆某男子因扒窃一元五角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广州市增城区某男子因扒窃八百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造成这些司法实践问题的主要在于对扒窃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界定犯罪构成的要素不明确及有关具体的入罪、量刑标准存在差异化等原因。因此,明确扒窃的内涵、外延及其构成盗窃罪的要件,限定扒窃入罪出罪的具体标准等问题,对于区分“扒窃型盗窃罪”与“普通盗窃罪”的差异性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扒窃行为入罪理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指出,扒窃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且这种犯罪技术性强,多为惯犯,应当在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除阐述扒窃行为构成犯罪之外,立法者又对“扒窃”作了进一步说明,认为“扒窃行为往往采取掏兜、割包等手法,严重侵犯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技术性强,多为屡抓屡放的惯犯,应当予以严厉打击。”结合立法者给出的理由,笔者认为扒窃入罪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扒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1、扒窃行为破坏社会安宁、降低公民社会安全感

  首先,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手段之一,一直以来对公众的财产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另外扒窃地点的公开性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安宁,使公众对公共场所的安全感降低。其次,公共场所人员流动较大,而扒窃又往往采取技术性方法、容易得手,且被害人不易发现,从而给被害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再次,由于之前法律对扒窃入罪规定的标准较高,使得侦查机关难以对三次以上扒窃进行全部取证,给进一步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造成困难,从而导致抓与放的恶性循环,进而使公民对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职能产生怀疑,破坏社会安宁。因此,扒窃行为入刑有重要的现实与社会意义。

  2、扒窃行为易转化为其他暴力型犯罪

  扒窃行为的特点之一就是嫌疑人与被害人有较为紧密的身体接触,通常表现为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作案技巧,利用娴熟的手使用镊子、夹子、刀片等作案工具采取夹取或划破等手法对被害人衣兜、手包、拎包等处物品进行盗窃。此种作案手法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隐私,同时危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嫌疑人正在实施扒窃行为被被害人发现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嫌疑人极有可能采取暴力手段、使用刀具将被害人捅伤、拽到,从而使被害人的身体也受到一定的伤害。因此将扒窃入刑能够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和隐私。

  (二)扒窃行为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

  1、扒窃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性

  近些年,扒窃行为嫌疑人日趋猖狂,但社会上综合报案率却不高。被害人在遭受损失之后,常会出于各类原因而选择沉默或自愿认栽。扒窃嫌疑人也往往正是利用被害人的这种心理,更加明目张胆的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开放型场所肆无忌惮地扒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具有很大的主观恶性。扒窃嫌疑人在主观上虽然不能决定其扒窃时具体所能窃取财物的数额,基本上是基于偶然性的动机而动,“嫌疑人主观对扒窃的数额存在盖然性认识,这种盖然性认识意味着无论实际偷多少,都不违背嫌疑人的主观意志。”

  2、扒窃嫌疑人实施上具有团伙性

  扒窃行为多呈现结伙作案、流动作案、手段专业等特点。扒窃嫌疑人多以地缘、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组成几人至十几人不等的紧密组织,组织内部具有明确的分工,甚至还会有专业从事扒窃技能培训的人员,甚至其团伙还涵盖转移销赃的人员。他们为了实施扒窃行为从实施前准备、中期实施到后续销赃等环节,均有组织、有计划的共同实施。如今,扒窃行为作案手段日益丰富,作案工具日趋完善。扒窃嫌疑人通常以此为生、具有惯犯性,甚至具有多次扒窃前科。扒窃嫌疑人的组织团队性、手段专业性及惯犯性彰显了其难以改造、貌视法律、对抗社会的严重主观恶性。

  (三)扒窃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权与公共秩序双重客体

  1、扒窃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权

  毋庸置疑,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行为表现之一,其从本质上来说最先侵犯的就是公民的财产权。虽然从表面看来,扒窃行为所获得的财产较少,价值不高。但扒窃嫌疑人对给其在实施扒窃行为所获取的公民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等其他物品往往采取丢弃的方式来解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给公民再次办理相关卡证增加了时间及经济成本。

  2、扒窃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

  扒窃通常发生在人群密集且流动量大旳公共场所,被害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加之扒窃行为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近距离实施窃取,一旦被发现,嫌疑人实施暴力旳概率极大,扒窃更容易转化或升级为其他严重犯罪。因此,扒窃行为严重威胁到不特定人群的安全,是公然对他人财产的侵犯,也是对社会治安的扰乱和破坏,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管理秩序,造成公民的社会安全感降低,催生不良的社会负面情绪。因此,扒窃在盗取公民财物的同时也严重侵犯社会管理秩序,是对公民财产权与公共秩序的双重侵害。

  二、扒窃的理论争议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法律是善还是恶,无法通过其本身来评判,只有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中才能彰显其本身价值及问题。《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结束了扒窃入罪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论争。我们虽然可以探讨一个法规制定得好或是不好,但是面对既定的法律规范,要做的就是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之下,如何准确地进行法律适用,以及如何通过法律解释明确法律规范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标准,服务于实务。在理论上,对扒窃的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扒窃的概念

  扒窃一词,产生于反扒实务。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前它只是在侦查抓获犯罪以及治安管理法规中的概念,并非严格的刑法学用语,但是如今进入了刑法学领域,就应当对其含义进行准确界定,且《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扒窃是一个空白的罪状,为了保证准确定罪和一致量刑,也必须让这个概念内涵清晰。

  当下,国内学界对扒窃定义的学说存在诸多争论。目前对于其定义的解读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一是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二是扒窃是指采用割包、掏包的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三是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不同的掩护方式,采取一定技术手段或者其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结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二)扒窃与携带凶器的关系

  对于“携带凶器”与“扒窃”的关系应当如何认定,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有论者认为,未携带凶器的扒窃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也有论者主张,携带凶器不是扒窃入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是两种并列的、相互独立的盗窃行为类型。扒窃行为的认定与是否携带凶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盗窃与扒窃是一对具有上下位阶关系的属种概念,扒窃行为只是盗窃行为中的一种特殊行为类型。

  (三)扒窃的场所是否需要具有公共性

  “不可否认的是,空间场所的差异确是体现扒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基于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是基于法规范之间的和谐,都应将扒窃认定为发生在公共场所。

  (四)扒窃的行为是否需要具有秘密性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秘密性是盗窃行为的主要特征。这里的秘密窃取并不是不为所有人察觉,而是指嫌疑人采取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只要嫌疑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被人发觉或者注视,也不影响盗窃性质的认定。据此,作为盗窃的一种类型,扒窃行为也应当具有秘密性的特征,即扒窃者自认为不被被害人发现即可,至于是否在众目睽睽之下,其他人是否知道,则不影响扒窃行为秘密性的认定。相反,如果行为者明知被害人知道正在实施的窃取行为,则该行为不能被称为扒窃。从行为方式来看,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才是扒窃行为客观方面的特征。例如王某某在公交车上实施扒窃时,将被害人张某某的钱包偷走(经鉴定价值1000元)。虽然王某某在实施扒窃时,该公交车上有多人看到,但因被害人没有察觉,其行为仍然具有秘密性,构成盗窃罪。

  (五)扒窃型盗窃罪是否存在未遂

  扒窃作为新型的盗窃罪相比传统的数额犯盗窃有其特殊性,即在基本盗窃行为之外,附随了特定的方式即扒窃。在盗窃行为是否完成的认定方面就出现了附随情况已经出现,但尚未有扒窃行为发生或扒窃行为未能发生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扒窃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就成为理论上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毫无价值的物并不是扒窃型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而刑法设置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从本质上说仍旧是公民的财产权,至于扒窃型盗窃罪所具有的新的行为类型,使得盗窃罪的入罪门槛降低,但入罪并不意味着既遂。根据法益侵害说,只有当行为对法益的侵犯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实质的违法性,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是价值相对较大的财产。所以扒窃型盗窃罪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三、扒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一)扒窃入罪的条件

  扒窃成立盗窃罪,客观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即不特定人可以进入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如长途客车火车站、公园、大型超市等地。只要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即使公共场所的人不是很多,也不影响扒窃的成立。例如,某大型商场刚开门营业时,嫌疑人对被害人实施扒窃,一般也宜认定为构成盗窃罪。第二,所窃取的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即他人带在身上或被害人物理力可以控制的财物。例如,在广场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等物品。扒窃的财物不限于体积微小的财物。例如,在货车上将他人放置在挂钩上的背包、归功衣服偷走的行为,一般也宜应认定为扒窃。扒窃行为虽然多具有技术性和技巧性,但此并非扒窃入罪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扒窃不要求嫌疑人具有惯常性和技术性。

  (二)扒窃地点的界定

  扒窃的定义中明确规定了公共场所,因此“公共场所”的实质界定是司法实践中探讨扒窃行为认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嫖客甲与卖淫小姐协商好价格后约定在某公园深处见面,深夜见面时,卖淫小姐趁嫖客甲亲吻自己时,将其随身携带的苹果4S手机偷走后借故逃走,经鉴定该手机价值1700元。该案例中,卖淫小姐乙实施扒窃行为窃取的物品价值不够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较大之规定,其实施扒窃行为所窃取的物品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扒窃点点也是公共场所,但因为其实施扒窃时是深夜而且是在公园深处而不具有公共性,因此对该卖淫小姐的扒窃行为,一般应予行政处罚为宜。一般认为,公共场所应当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地点因素,即公共场所必须是社会公众共同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二是人群因素,即公共场所必须有人群聚集。公共场所必须具有人群的因素,如果没有聚集的人,则认定公共场所也没有实际价值。

  (三)被扒窃物的界定

  扒窃入刑的推动者和立法者认为,扒窃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巨大的潜在危险。只有当嫌疑人窃取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的财物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危险。因此,扒窃中的“随身携带”应当是指财物紧贴被害人身体,在被害人物理力控制范围之内,可视为被害人身体的一部分。

  (四)扒窃出罪的认定

  1、扒窃需具有行为性

  从立法的角度看,前述扒窃入刑的立法理由认为扒窃行为“危害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立法者并没有抛开扒窃行为对财产权益的侵害而将其入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盗窃罪的行为模式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嫌疑人的主观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导致的结果是被害人“财产损失”。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必须遵循盗窃罪的行为模式。从法益侵害的角度看,侵财型犯罪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嫌疑人所受到的刑罚处罚也会随着其所侵害的财产价值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区分。财产损失数额与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对应性,可以说,盗窃数额直接反映和决定了盗窃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受惩罚的界限应当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罪的内容就是那个罪行的界限。因而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也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样的尺度就是它的价值”。因此,扒窃入罪需要嫌疑人实施一定的行为,而非是仅具有扒窃的故意,但尚未实施扒窃行为的也构成盗窃罪。

  2、扒窃对象需具有价值性

  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财产权益,因此将扒窃入刑就必须要求嫌疑人扒窃到被害人的财物。另根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之规定,嫌疑人扒到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的价值,价值极小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犯罪。数额标准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规定。在对扒窃行为作罪与非罪的区分时,司法者应当综合案件的犯罪事实、情节和数额、悔罪表现、认罪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判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比如扒窃他人口袋里的餐巾纸、没有实际作用的过期车票、廉价名片等,则不能依照刑法规定作出刑事处罚,只能依据行政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反之即便扒窃的财物价值不大,但是造成较大影响或产生严重后果的,可按照刑法作出刑事处罚。例如在医院扒窃被害人用来救命的钱款,价值虽然只有三两百元,但被害人因此而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治,从而延误病情,最终导致中风、瘫痪等。所以,在探讨扒窃罪与非罪的界限时,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客观事实,不仅要分析案件主客观方面如情节、数量、认罪态度及后果影响等各个因素,还要结合考虑被害人的主观意识,比如被害人是否谅解等。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将扒窃入刑的立法本意落实到实处,同时也极大程度保障公平正义的贯彻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

  四、结束语

  扒窃行为作为《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内容之一,以其独立的形态进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本文也从扒窃入罪的理由角度进行了深刻阐述,分析了扒窃在理论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并尝试提出了扒窃认定的司法实践路径,以期为司法机关对扒窃的具体适用中提供一定的借鉴。(张晓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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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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