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河北长安网 >> 政法讲堂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2017-04-01 18:06:47
【字号: | | 【背景色 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中国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不存在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有再多、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生成法治精神,要建设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这一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

  (一)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并非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法律信仰的雏形,随后经过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十六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罗马法,法律信仰遂逐步成熟定型。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法律信仰”的权威。培养法律信仰到底有何重要性?对这一问题,笔者将结合法律思想史作如下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学家们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作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起法律的至高地位,并有效地保护了商品经济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适应了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自由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这种信仰的产生,促成了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城邦国家告别人治模式,进入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从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均发起了诸多运动,以各种形式来提倡个性自由解放、人人平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其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教士发起的以“信仰耶稣即可得救”为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使教徒们从等级森严的教会统治中解脱出来,自愿在“法律信仰”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战略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可以看到“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一国法治化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吸收别国经验。古希腊罗马和近代西方国家“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及信仰之理念”正可供我国借鉴,这对于构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言不无裨益。

  (二)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优于人治”,这已是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笔者前文已提到一个国家的法治应具备两方面条件,这其中,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培养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首先,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社会公众对法律尊重、认可、接受和信仰,没有社会公众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失去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沦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

  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形成法治精神的重要内在保证,是法治的基础,反映了法治的意蕴和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意蕴和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那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构。

  最后,从内涵出发,法治的意义是“社会公众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精神、信仰、意识和观念,其精神在于普遍的法应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可以说,法治的成立条件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若无此,这一切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有法律观念的影响,皇权至上、宗法特权、专制家长、权力崇拜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权力本位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国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其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毋庸讳言,这不仅将对法律信仰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障碍,使中国的法治化建设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立法者所追求的主体价值。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这十四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有248部法律和有关决定,国务院共颁布了700多部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万计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近年来,立法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一部接着一部,特别是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正在逐渐完善;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埋下了隐患。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现实,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无法知晓,更不用说及时了解和掌握,甚至立法者也无法对它们进行全面理解和掌握。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其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势必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最终导致社会公众无法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用于对社会进行强力控制的工具。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有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是一种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它将失去其内在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来自国家强制力的制裁,那么它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现实告诉我们,现行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的信仰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艰难程度。现代中国要逐步走向法治化,要建成法治社会,就需要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激发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高度认同,做到进一步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的信仰对象。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考虑:

  (一)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培养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无法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其对法律的认同和对法律价值的褒扬,萌发其法律信仰雏形;同样,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权利意识的培养在于社会公众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忽视了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威慑下,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自主判断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热情,致使其独立人格丧失,权利意识荡然无存,进一步导致了法律信仰的缺失。

  对于此,应逐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推动社会主体重视其自我意识,打造尊重法治、权利优先的和谐氛围,铸牢全社会的法律信仰基础。

  (二)把法治精神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

  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物质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进行考察后,认为在社会生产中,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显著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尊卑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诚信的新格局,孕育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

  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状态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其所倡导的是自由参与、公平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旨在防止各种弊端的滋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促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进而认识到法律不是生活的障碍,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自此,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明显的生疏感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的归属感与依恋感,这就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对法律产生的独特情感就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三)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

  这种社会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工具。为此,美国的托马斯˙潘恩曾说过:“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造福,不论是个人或是集体”,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那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是国家单方面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就会弱化其内心的法律情感。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例如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较国家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在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正是树立起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理念正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四)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其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

  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受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首先知法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政务公开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确保人民所交付权力的正常、有序、合法运行。

  四、结语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起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要使权利本位思想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的信赖、信任和尊重,并做到在无形中培养他们对法律的忠诚信仰。这种忠诚信仰会促成现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信仰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进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付荣)

关键词:

分享到:
打印 收藏本页
责任编辑:张鹏宇

相关新闻

主管单位: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    河北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备案序号:冀ICP备10001396号-1    技术支持:长城网